中国五大区域产业地产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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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地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载体，其特点与区域经济特点息息相关。基于行业的特点在不同背景环境下磨砺出的不同企业发展模式与区域背景环境的匹配，是区域持续发展从而逐步成型的产物，因而产业地产其自身在长期的发展下区域特色尤其重。
本文将国内产业地产情况从华北、华南、华中、华东、西南五大区域逐一展开介绍，为读者揭示国内产业地产发展情况。
2.1华北区域：产业基础雄厚，民营园区运营商空间有限
华北区域依托于丰富的人口、特定的历史条件等，该区域是我国早年一些轻重工业的集聚地。加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为该区域富集了大量产业资源，构建了区域上一定的产业基础。另外，由于地缘因素，区域城投公司受政策影响较强，国有开发区运营企业往往是园区管委会的翻牌公司，其对成本、利润感知较弱，这间接导致市场存量显著，民营产业地产商生存环境恶劣。而在区域特点下，也致使中小企业倾向到南方更开阔的、更市场化的环境中发展。
环顾整个京津冀，其实只有两类产业地产相对出彩：一类是以总部基地ABP、坤鼎为代表的一系列做项目开发的企业；另一类则是类似于华夏幸福、宏泰发展这种做片区开发的企业。
项目开发：针对市场需求，打政策擦边球。如总部基地ABP、坤鼎等产品主要是“商墅”，即在成本较低的工业用地上搭配一些会所和小型别墅，中小型企业是其主要的目标客户。这种类型产品与传统办公产品类似，但相较于办公产品更高端，当然这当中涉及工业土地性质、分割转让等一系列问题，现在以被北京市政府禁止。但当时由于密度更低，更小众，价格具备优势是受到市场青睐的。
片区开发：聚焦北京产业转移，抢先布局环京贫困带。早年政治中心产生极强的虹吸效应使资源不断向中心富集，产生环北京贫困带。片区开发商一方面抓住政府环京贫困带的痛点，另一方面则看中产业转移的机遇，抢先在环京的贫困带建设平台做准备，打造了华夏幸福固安、宏泰发展龙河高新区等经典项目。
2.2华南区域：市场化程度高，存量改造需求大
华南区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站，以香港作为支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借助于香港产业要素、资本要素转移引入，打造了一批以市场化主导的大大小小的产业园区，孕育出了包括华为、广汽、美的、格力、创维、海信等中国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存在着隐患。该区域最大的问题在于过早地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一味地追求GDP使政府过分在意相对应地税收忽略了其他问题，导致重复建设过多，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而在当时大肆开放，过度自由的情况下催生了大量做二级厂房开发的中小型民营企业。
该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两家企业分别是天安数码城和广东中天。天安数码城聚焦香港产业转移，其国资加港资的股权结构是早期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广东中天则专注于区域存量改造，依托良好的政府关系，深耕区域。
2.3华中区域：模式尝试在前，落地创新在后
早年，因物流地缘优势和高校资源崛起。华中区域因核心城市地处长江黄金水道，物流地缘优势显著，加之高校武汉大学最强的电子系形成高新、电子、科技等一系列的发展。
现在，面临周边竞争激烈，资源禀赋欠佳的局面。在地缘因素影响下，面对东部的强资本，南部的强制造，北部的政治中心，西南的低人力成本产生的资源争夺，这些无时无刻不倒逼着中部区域园区的创新，而决心大、雨点小中部的改革创新模式往往无疾而终，反而催生了以各类政策，如工业用地低成本牟利的机会主义者；从地域协调来说，中部的核心城市武汉与周边城市经济差值不是那么巨大导致区域协调性相对比较差，每个城市都想依托武汉分一杯羹，而又不愿意全力配合武汉，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从资源禀赋来说，在高铁、航空日益发达的今天，武汉的以物流为核心地缘优势逐步减弱，而仅存的家底主要是以高校、人口集聚为主要优势。
未来，机遇在于沿海产业转移与自身基建完善。在区域大协调，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武汉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但自身也需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做好准备工作，如完善基础设施等。
华中区域产业地产环境造就的代表性企业为中电光谷和东湖高新。东湖高新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产业地产行业的国有平台企业，曾因积极的创新点与领先的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行业潮流。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受体制束缚和大股东变动等因素影响，在行业内的声音逐渐减弱。
2.4华东区域：多方利好下的国资主导
纵观上海、苏州、杭州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基本上都是国资主导，只有少数片区开发项目由民营企业主导，如华夏幸福嘉善新城项目。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财政充裕区域政府不愿大量让利，例如华夏折戟上海金山等皆为明证；
其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国企园区中政企机制更为灵活，如上海漕河泾面对企业是政府，面对政府是企业的模式给与了国资自行开发运营园区很具有活力，也不需要大量的民营园区（批发 - 零售）模式的企业出现；
其三，高自成，低不需：区域的禀赋优势使得企业愿意进行投资、聚集，而企业对接的多是招商办，并没有区域民营产业地产商的机会，中小型企业在龙头企业集中的情况下自行集聚，在严格的规划下亦没有给民营产业地产商施展的机会。
国资主导下，该区域民营企业虽无缘片区开发，但项目开发仍有利可图。虽然现在上海等部分城市不允许厂房分割出售，或者和国资组建的平台分割出售只有50%，但贵在利润丰厚，可实现平账，不用搭现金流进去的同时还能净赚一些买上一个项目，是以很多企业乐在其中，如联东集团和金地威新。
华东区域承担片区开发重任的代表性国资平台为张江高科和临港集团，专注于项目开发的代表性民营企业为联东集团和金地威新。
2.5西南区域：国主民辅进行弯道超车
放眼至西南区域，该区域主要城市成都和重庆早年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主要是承接长三角部分产业转移。近年来，在其他城市定点支持、产业迁入背景下，叠加黄奇帆、唐良智等主政官员的带领等多因素作用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此外，在产业基础的条件下，西南区域在不断的进行弯道超车，包括大数据、区块链等一系列产业的涉足，支持西南区域未来发展想象空间。
但是这些靓丽成绩的背面，却是政府过于强势的主导。如黄氏当政下重庆产业园区发展，呈现典型“国进民退”的格局。政府将土地资源全部控制住之后，优质的招商资源、政策资源都纷纷倾斜于政府园区，导致民营产业园区发展极度萎缩贫瘠。成都也是如此，除了早年成都置信在青羊工业园区有一个PPP项目开发外，大部分民营企业只能下沉至川渝片区的四线才可能有一些对应的市场空间，代表企业为盈田置业。
纵观不同区域产业地产情况，可以发现两大特点：
①产业地产是区域经济的平台，需根据区域经济特点，构建自身不同的模式，如改革先行地深圳出现国资、港资各占50%股份的天安数码城，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强、有产业转移趋势叠加周边有贫穷带的河北产生了做片区开发、政企合作的华夏幸福，政府实力雄厚的长三角民营企业未得到长足发展，出现的是临港集团这样的国资主导的开发运营商。
②产业地产前端受区域政府政策控盘，后端受区域产业规律与特征控盘，中间是跟随市场的，但同样受到政府园区的冲击，需要企业对政府政策和产业深度的理解，如张江高科的“新三商”战略，东湖高新的产业服务等。
最后，我们相信，在各个企业的不断摸索下，产业地产商会逐渐弱化波动、走过转折，形成成熟的产业服务及投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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