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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三代浚修郑家浦

admin6个月前 (09-27)慈溪产业信息36

　　围垦文化是慈溪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纵横百余里，上下十几塘的三北平原，河浦密集，阡陌交错。历史上慈北的河浦命名与姚北有所不一样，一是慈北直通大海的叫浦，与海岸线大致平行的则称江或河，而姚北的大浦小河大多叫江或潭、湾，很少称河；二是慈北浦江命名不同于姚北，通海大浦大多以家族大姓为名，体现此片涨涂筑塘掘浦，大多是由当地大姓望族发起。如老慈北的通海大浦有陈家河、厉家河、黄家浦、柴家浦、裘家浦、罗郑甲浦、沈家浦（高背浦）、竺家浦（油车江）、翁家浦、阮家浦、方家浦、林家浦、吴家浦、徐家浦、郑家浦、蒋家江与韩家江（两江早期与海岸并行）等，而老姚北的许多浦江并无姓氏命名，如半掘浦、破山浦、水淫浦（水云浦）、沙滩浦、马路潭、一灶江、二灶江、三灶江、四灶江、羊路头江、七甲江、十甲江、三十弓江、漾山江、直塘江等。

　　而慈北的郑家浦并非由当地郑氏发起疏浚掘浦，却在明中期后以山南慈城半浦郑氏命名。

　　山南半浦位于慈城南十里，为郑氏聚居地，是姚江的一处重要渡口。半浦郑氏家族，因兴文崇教，名人辈出，仕宦不断。明永乐进士陈敬宗、弘治和正德两朝内阁首辅李东阳，皆称半浦郑氏为“四明世家”“慈邑大族”。据民国《灌浦郑氏宗谱》记载，元大德九年（1305年），因慈溪沿海鸣鹤场灶丁逃亡严重，官府征招山南慈城周边殷实民户补充灶役。半浦郑氏有先祖应招充为灶户，后为灶户千夫长，明初郑氏族人升编为盐场催目。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郑家报升得观海卫它山岭外涨涂一百十八丁，率领族众，招雇周边农户和逃荒游民，共同在涂地筑塘建闸、围垦荡田、开荒种植，形成一大片水乡地，嘉靖《观海卫志》称之为郑家管。

　　据附海镇东港村徐利军老师介绍，早前郑家浦入海口原有一片四十亩左右的磨盘状高地，俗称磨盘统，故郑家浦原称磨盘浦。磨盘浦是郑家管中间一条自然水道，大约明中期之后改称郑家浦，成为附海镇的母亲河。据《慈溪水利志》载，今郑家浦全长10.2公里，起源于浪港山它山岭，流经一坒至七坒后，过楝树塘、泥牛塘、花塘，再经缸瓦、充公里流向郑家浦自然村，汇入蛟门浦。它山岭后，矮岭古道与长岭古道之间是一处远古的天然港湾，三面环山，面朝附海、杭州湾。古道山坡，茂竹秀林，天然清静，山间溪流，水脉丰沛。坡下有一千年古井，俗称唐井。唐井东边有一水潭，就是郑家浦的源头。

　　郑家浦两岸，东为卫城北门牧马地，包括草场和马路；西为半浦郑氏水乡地郑家管，包括浪港山后七畈坒地及郑家地（俗称“太爷地”，今称“太阳地”）。观海卫驻军并无额定屯田，官军俸粮由绍兴府（余姚、上虞、新昌、诸暨）负责供应。观海卫驻军除了日常海疆巡防、巡辑私盐，还要承担军器制作、战船修造、城垣维护等任务。据嘉靖《观海卫志》记载，嘉靖年间旗军俸粮：“旧制每名月支一石，实支八斗，折钞二斗，只身者支四斗五升，纪疾者支三斗。近以沿海多事，费用浩繁，减之六斗五升，人甚苦之。”在税役负担日益加重，卫所军需摊入旗军俸粮，卫所官员借机侵占扣克，军户苦不堪言，遂想方设法逃避军役，转向他业。嘉靖《观海卫志·军额》记载：“原额旗军五千六百三十名……各项实在差操旗军一千三百三十九名。”逃逸军役的卫所军士，除捕捞渔货、下海通番、参与走私贸易之外，相当一部分人纷纷参与到了涂地的围垦开发、农耕种植中去，其中观海卫后所千户胡氏即是参与农耕开发的重要家族。

　　嘉靖《观海卫志·职官》载：“后所正千户，胡得玉，山东金乡人，生海。”光绪《慈溪县志》卷十八《职官下·卫官》载：“胡得玉，山东金乡人，子海，（靖难功，洪武三十五年授世袭，后所）。按《观海卫城钞略》：胡得玉，洪武十八年授滁州百户，调观海卫后所正千户世袭。得玉子海，海子湧，湧子胜，胜子连，连子铎，铎子恩忠，恩忠子希圣，凡九世袭止。”胡氏世袭观海卫后所正千户，郑家浦东岸从浪港湾到楝树塘的北门牧马地正是胡氏管辖之地。

　　明代洪武永乐年后，沿海承平，卫所官军久离战斗而疏于武备，演武场、教场地、牧马地、马路包括地垅濠堑和附城荒地等，能私占耕植的，都被丈量收取定税。北门牧马地东西宽一千多米，南北长达两千余米。如此多达三千余亩，被观海卫军户称之为膏腴之地，仅作为巡海驰马之地，是极不符合常理的。明嘉靖《余姚县志》记载濒海之处：“海水南有斥地，纵十数里，横亘八九十里，其产鱼盐、蟹蛤、稻黍、菽麦、瓜蔬、木棉、芦苇，诸乡细民生业其中，颇利焉。”明嘉靖《观海卫志·马路》对马路、牧马地及新涨荡地记载：“弘治三年（1490年），巡按御史使彭（程）丈量弓数，以给军，都御使彭（韶）刊定则例以给灶，掘河（郑家浦）为界，彼此辑宁。正德十五年（1520年）间，灶丁复请分荡，巡按御使刘（玉）再四勘查，申明定法，各门马路之留，悉从旧制，教场牧马之地并附。”卫城军户除保留必要的巡海马路，在牧马地大肆进行筑塘围垦、建设荡田、开荒耕植。

　　北门牧马地郑家浦西侧是半浦郑氏报升的郑家管一至七坒大片水乡地，为118丁约4000多亩。无论是北门牧马地还是郑家管水乡地，观海卫后所与半浦郑氏获得的是涂地的“丁壳”，由此取得“收税”（即收取小租）的权益，并承担向官府交纳钱粮的任务。实际的涂地开垦则往往由招募的逃荒游民及附近农户负责开垦种植，而观海卫逃逸的军户和周边农户正是开垦种植的主要力量。开垦种植者包括其发动的家族团体，在涂地筑塘挖渠围垦初期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而获得田地的垦植权，以后可将开垦的涂地“转卖或出租”，以获取“大租”收益。具有官府人脉的卫城千户百户、经历知事等官员在涂地侵占、兼并中往往率先抢占先机，而下层军民为求得庇护，则投充到官员门下，成为土地大户官员的雇佣佃农。

　　清代摊丁入地后，灶丁及报升涂地的大户们的“丁名”（户名）由官府登记在册，从而获得新涨涂地的所有权（即“母丁”，又称“丁壳”）。当灶丁大户自身难以筑塘围垦时，他们会将涂地转卖或转佃出去。由此，地权分为拥有涂地所有权和从事实际垦作权，产生独特的土地“一田两主”甚至“一田三主”的现象。

　　现有文献史料暂无发现观海卫胡氏在明代参与围垦、报升水乡地的记载，但在章均立先生参与征集并编著的《慈溪契约文书》一书中，清代胡氏广裕堂在慈溪县三十都鸣鹤场郑家管、芦西管有十来份买卖地契，还有许多处在胡姓地沟附近的地块被绝卖予胡氏广裕堂，少者为几亩，大者几十亩。四十年前，笔者所在生产大队在营房山后土地俗称“胡家地”，从直落浦到龙舌浦面积达两千多亩土地。由此可见，观海卫后所正千户胡得玉后裔，在明早中期应已参与涂地的开发围垦。

　　浪港山后土地，西邻洋浦姚北，此区域地块西高东低。清光绪《慈溪县志》卷八舆地记载：“每淫雨，水自西来，辄沉陆为壑。首当其冲者，惟浪港山西北之灶地为尤甚，其籍以泄水者，则郑家浦是也。”另外，观海卫人进出耕种，须翻越浪港山它山岭，不然东走油车江，西绕蒋家路，来回要多二三倍路程。笔者老家生产队在山后有一畈地，每到收获季节，挑着百斤重担翻越它山岭，苦不堪言。胡氏作为此地块的土地大户，其土地无论是耕植还是出租，收益丰歉经常遭受旱涝之患，作物水运也只能绕远而行。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胡得玉后裔胡瑞堂决定出资疏浚郑家浦，欲从根本上解决北门牧马地、太爷地的水患之害和水运问题。

　　清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三列传载：“后祥字瑞堂，亦以仁厚称。”北门牧马地、太爷地的郑家浦水利工程颇为浩大，从浪港湾向北到缸瓦自然村花塘止，老浦河道3800余米，须买下迂回曲折的河段地块，用于辟直河道。为了在旱季承接杜、白两湖上游之水，开通与卫城护城河的水上运输，从郑家老浦开掘四坒江至小灵峰村，再开通与蒋家江的连接，修浚大塘河至蒋家洄（今蒋家桥村堰头），全长达到5000余米。为外御咸潮内蓄淡水，在缸瓦花塘筑闸于浦口，以胡瑞堂之子胡安澜名命名为安澜闸。同时，为雨季阻挡西来洪涝之水，排水于蒋家江泄洪，在一坒河道建筑聚金闸，划出课地十亩，地租专供闸夫看管启闭费用，另又修复旧闸、建造木桥若干。

　　郑家浦水利工程由卫城后所广裕堂胡氏独家捐造，胡安澜负责落实设计监工。工程耗资巨大，费钱三千二百余缗，相当于三千多两白银，约值时价大米32万斤。1991年《慈溪水利志》第五章《河网整治》记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郑家浦：“新开八塘至九塘，长2025米，河面宽50米，河底宽40米，河底高程1.5米，完成土方18.23万方，投工17.5万工。”胡瑞堂浚修的郑家浦工程，仅河道修掘即达8800余米，按河面宽15米计算，工程量超过郑家浦八塘至九塘段，估计投工量约在20万工以上。

　　郑家浦水利工程刚开始实施时，恰遇飓风大潮，潮水汹涌侵入尚未建好闸门的安澜闸。今附海太阳地、缸瓦一带粮地遭到咸水冲击，耕植民户佃农一片哗然，数十上百人聚集来到卫城三官殿街的广裕堂胡家大屋，讨要说法，提出索赔，如若不从，众人欲毁其室。恰在第二天开始，天下暴雨，连续多天雨势连绵不断，蒋家江、郑家浦河水暴涨，逐渐漫上太爷地、牧马地，幸有郑家浦河道工程浚修完成，雨水沿着浦口顺畅倾泻，不但咸潮倒退，洪涝灾害也得以缓解。讨要索赔的民户佃农惊诧有天神相助胡家，无不惊叹胡公瑞堂的远见卓识。

　　十九年后，清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胡瑞堂之弟竹溪公胡衡发现太爷地、牧马地还是易受姚北三塘（柳榆）、四塘（泥牛塘）西来之水的侵袭，易成一片汪洋，决定出资请继子胡安澜重新浚修水利。

　　据光绪《慈溪县志》引用《胡氏宗谱》记载，竹溪公胡衡，自幼失母，继母叶氏扶之如己出。胡衡少时即随舅父从事商贸营运，舅父家道中落后，独自经营颇有成就。胡衡“善辛研术（生意经营），家隆隆起，性慷慨，就义若渴。”至道光年间，捐名下水乡课地百亩，发起创建广裕堂胡氏宗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慈北发生水灾大患，胡衡捐资九百金（其兄胡瑞堂亦助资六百金），施粥赈灾。清咸丰十年（1860年），胡衡命诸孙承先、承宣、承基、承祚、承镛捐良田四百亩，创办尚义堂经塾。清光绪年间，广裕堂胡氏又助地九十二亩，在西园庵创办安定学堂，1940年改名为观城镇国民学校。解放后在西门陈氏宗祠扩建为观城镇中心小学，后改为观城镇头部小学、观城区中心小学、慈溪市锦堂师范附属小学、慈溪市第二实验小学等。

　　胡安澜走访勘查柳榆塘（楝树塘）、泥牛塘的地势地貌，为抵御雨季洋浦及姚北高地冲泄而来的洪涝，在柳榆塘至泥牛塘间，须增筑南北界塘以御西流。两塘之间的界塘地块属于观海卫五里昼锦堂韩氏管有，并不属于胡氏。但抵御雨季洪涝，正符合昼锦堂韩氏利益，故胡安澜在卫前蒋家的支持下，与昼锦堂韩氏相谈甚欢、一拍即合。在胡安澜的协调主持下，挖掘界河、增筑界塘、建造坝闸工程比较顺利，韩家、蒋家之地也大受裨益。

　　据光绪《慈溪县志》卷十舆地《国朝牟温典（知县）谕禁碑》记载：“塘路底阔两弓，面阔一弓，高三尺。”今附海镇四界村由原界河墩村、宋家村合并而成，当地即以界塘为名，俗称界河墩。

　　可惜，界河界塘工程尚未竣工，胡安澜因病而英年早逝。

　　界河界塘工程御涝作用明显，但塘河较窄、塘堤欠高，遇到特大雨灾，从姚北袭来的洪涝会冲越界塘，慈北蒋家地、韩家地、太爷地、牧马地便会首当其冲，遭遇水淹。清同治五年（1866年），胡安澜之子承先、承基、承宣、承祚、承镛又率乡人扩建界塘，另出资购买昼锦堂韩氏地块，加宽加高界塘塘基，重浚郑家浦河道、闸坝，清理安澜闸口淤泥，增强了郑家浦工程的御潮排涝功能。

　　今附海镇东港村花塘原俗称滚龙塘，郑家浦到滚龙塘下向东折转出海，原来有出海口桥闸。据东港村浦角桥头朱建国先生介绍，原闸桥内的三叉河道很宽敞，大船调头都到这儿来调。闸桥为条石建造，桥面三块条石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拆除改建为水泥桥。聚金闸桥位于今公牛集团总部基地西大门附近，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今公牛总部基地西大门桥还是无名桥（笔者建议可命名为聚金桥）。今附海镇界河仍是四界村的主要排水通道，界河路与韩家路一样，一直是四界村南北向的重要道路。

　　慈溪虽然拥有76公里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涂资源，却因基础地形地貌先天不足，导致地表拦蓄水能力欠缺，成为浙江省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之一，人均水资源440立方米，仅为全省的四分之一。慈北大片沃土收获丰歉与否，主要依赖于水利。从汉代开始陆续修建沿山湖泊，唐景龙年间修白洋湖创建二闸，北宋至明初开筑大古塘，南宋吴潜筑修横塘，清代宓鼎奇、叶天麟、王名扬等复修杜湖，吴锦堂巨资重修杜白两湖四浦十五闸二十一桥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使“鸣鹤（乡）之田，遂为膏腴。”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虽然仅过去一百多年，观海卫卫东村三官殿街光裕堂胡家历经三代，跨越三十余年，浚修郑家浦水利工程，惠及今附海、观海卫数万亩土地，却已被大多数乡人所遗忘。可惜光裕堂胡氏在文革时期，宗谱遭毁，现已无法统计其家族在慈北围垦所拥有的土地，但从其捐地办学及解放前营房山后还有两千多亩胡家地等情况来分析，其家族拥有的土地应在三千亩之上。

　　光裕堂胡氏崇尚耕读，家族繁盛，成就非凡。光裕堂老胡家位于北门东边的城边街，五开间前后三进。光裕堂新胡家位于三官殿街8号，前些年曾被误认为抗倭名将胡守仁故居。新胡家始建于清中晚期，至民国期间，新胡家建筑规模宏大，东起三官殿街水利内河，南邻环洞桥弄阮家，西到三官殿阮家大屋，北至第三弄，南北跨越三官殿街长达135米，东西宽达50多米，合计占地面积约为12亩。胡家院落布局规整，七开间两廊两弄，左右厢楼，东西偏房，前后多达七进，现已被列为慈溪市文保单位。光裕堂胡氏家族后裔遍及海内外，名人辈出，民国期间即涌现出北京大学数学系创始人胡浚济、燕京教授胡可庄、文字学家胡吉宣、清华医学家胡鲲、生物学家胡哲齐、解剖学家胡哲揆、翻译家胡哲谋等一大批学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