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慈溪的洋浦双河堰
提起洋浦双河堰，可以说闻名遐迩。它是慈溪市年代蕞早、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古代水利工程，早已成为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说近年已晋级为省级保护单位。
近日趁闲特地去参观了一番，只见漾塘静卧，双河依旧，虹桥庵已修葺一新。环顾四周略感不足的是，缺少有关文字介绍，游客观后可能不明就里。
那么，这一古代水利工程对三北地区的意义和作用如何？笔者查询了有关资料，但感觉内容不是过于简单，便是表述不够全面，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历史上曾有的作用和影响。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择要作一介绍。
洋浦双河堰位于慈溪市现桥头镇与观海卫镇的分界处，地处鸣鹤古镇以西，白洋湖之北，上游段称为双河。双河段双河夹一石砌长堤，该长堤称双河堰，又称漾塘，也有写作洋塘。
漾塘为分界塘，自古为余姚、慈溪两县的分界线。西河原属余姚，南接东上河，北通洋浦，为出海排涝通道；东河上承杜湖、白洋湖之水，下至双河的镇龙桥闸，东连快船江。镇龙桥闸沟通两河水流，平时多关闭，闭闸时过境船只须在漾塘拔船过坝。洋浦双河堰的作用和地位必须从三北平原的形成和开发说起。
慈溪三北的地形特点是南临山、北濒海，而处于中间的三北平原为杭州湾南岸的沉积平原。
2000多年前，三北平原还是一片汪洋，随着“海退”，泥沙的不断淤积，加上人工围垦，逐步成陆，但是刚形成的这片海积平原，自然条件并不适宜于人类的生存。
一是从地理条件来看，此地无大江大河过境，境内河流径流较短，易受咸潮倒灌的困扰，“与海潮相接，咸不可食，不可灌田。”
二是从气候条件来看，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虽然年降雨量较大，但是季节分布不均匀。多雨季节，因排涝不畅，易造成洪涝灾害；夏秋季气候干热，蒸发量大，特别是久旱无雨时，如无足够的蓄水贮备，往往造成旱灾。“水难蓄而善泄，岁小旱则池井皆竭。”是易涝易旱的“斥卤之地”。这片土地要改造成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家园，必须完成一系列的水利工程。
迨东汉（25年-220年）年间，随着浙东宁绍平原的人口集聚和经济起步，三北沿山一带人们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陆续建起若干蓄水湖泊，如慈北的杜白两湖，姚北的上林湖、烛溪湖等。其中杜湖和白洋湖两湖为慈北重要的拦蓄湖泊，自古为当地居民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供水保障，素有“二天湖”之称。但湖泊与所有水利设施一样易老化损坏，必须不时疏浚和维修，同时还需要河道、闸堰等一系列设施配套。
据地方志记载，两湖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疏浚和维修。唐代景龙年间（707年）余姚县令张辟疆修白洋湖，后又创漾塘二闸。《余姚县志·卷六》记：“唐景隆元年（710年）乃创二闸於漾塘之南曰双河，北曰洋浦，泄上林暴水。”
这里所记的漾塘和所建二闸为湖泊的配套设施，当时的漾塘应为白洋湖下游供水及排涝的浦江。按出海浦江的建闸规律推测，南部的双河闸应为上闸，起控制调节水位的作用；而位于北部的洋浦闸为下闸，为出海排涝闸，有御潮、蓄淡、排涝的功能。
两闸的创建意味着从山到海，双河洋浦一带的灌溉排涝调蓄系统的形成，但是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古时漾塘洋浦两旁东为慈溪鸣鹤乡，西为余姚上林乡。两乡地势高低不一，“上林之水泛溢，则流入鸣鹤，每年苦涝。”鸣鹤乡地势较低，易受洪涝之灾。
据南宋《宝庆四明志·卷十六》记载，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以慈溪人曹闶为首捐资，在河中央建起一条土塘，将洋浦之水一剖为二，分为东西两河。中央土塘即为漾塘，两县以塘为界，所以又称双河界塘，当时南北纵长六百余丈（约2000米），“自是截断西流，鸣鹤之田，遂为膏腴。”由此形成了洋浦双河堰水利设施的基本格局。这里有一个疑问：南宋时筑漾塘，才形成双河，那么唐代怎么会有双河的名称呢？查询引用文献无误，推测《余姚县志》编纂时，当时属后人写前事，可能误将“双河”当作唐代地名编入了。
旧志云：“慈溪水利创自唐，更定于宋。”唐宋时期建设的一系列水利工程是三北开发的基础工程，尤其是宋元大古塘的建设是三北整体开发的重要标志，也为以后组建新慈溪打下基础。在先辈们的不断努力下，三北平原逐步从原来的“海徼片壤”“斥卤之地”，改造成宜居、宜业的良壤沃土，随之市镇兴起，人口聚集，世家大族纷至沓来。
大家知道杭州湾南岸是淤涨型岸线，三北滩涂不断淤涨，天赐息壤，它为我市带来丰富的土地资源，尤其是明清以后淤涨加速。沿海民众，尤其是世家大族都参与海塘修筑等水利建设活动。
比如，漾塘以西有几个大村落，有双河孙氏、双河毛氏、烟墩余氏等。根据方志、家谱记载，这些氏族自宋代以后迁入，后来均参与了海塘建设和滩涂的盐垦开发。随着三北陆地不断拓展，人们在此繁衍生息，其部分后裔随之向北迁居，在周塘以及新浦一带，均有孙氏、毛氏、余氏等下迁村落。海涂淤涨为我们拓展了生存空间，但是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题。
洋浦双河堰属余慈两县的分界线，相关的水利工程均是两地民众在官员带领和支持下全力建设的成果，但是毋庸违言，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两地的水利纠纷。虽经上级官员的多次调处，但仍时有起伏，经年不息。
《余姚县志·卷六·水利》记载了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余慈两地民众涉及洋浦双河堰的水利纠纷。明正德年间，“每霖雨水暴至，尽淹上林诸乡禾稼庐舍。”余姚上林乡毛氏等民众上诉至巡按御史衙门，由于双方各持己见，积岁不解，于是巡按御史委派台州府郡守顾璘和杭州府同知丁仪处置。经官员实地考察后，处理的意见是双河置闸“按唐宋旧迹复为石闸，余姚人世守之，且与慈溪人并力疏浚洋浦，使永无填淤反壤之害。”结果并未实施，“累年争且未息。”该处水利纠纷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分析其原因除了余慈两县行政的分割以外，笔者认为主要是由洋浦排涝不畅造成的。
三北的出海闸情况颇为特殊。由于沿海海水所挟带的泥沙含量大，正如《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中所称：“浦通潮汐，必须闸以启闭之，不然浑涨清落，一潮汐，泥两钱许，不一年积泥数尺厚，则浚事方毕，而浦已淤矣。”海闸的蓄淡与冲滩保浦、船舶通航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因上游水源不足，开闸排水时间非常有限，海闸长年紧闭，海闸闸底抬高，浦梢淤塞，海船运输不便。
然而到了雨季，需要开闸排涝时却因浦梢淤塞，又有一日两潮的顶托，造成排涝不畅，行洪不便。加上历年围垦，洋浦不断向北延长，“洋浦诸闸道远不得聚泄，巨浸积旬，为害滋甚。”然而，双方又各自指责对方，慈溪方称：“迩年姚之狡者塞绝洋浦行海之道，而利其膏腴，水溢则决塘东注，屡为慈害。”（《续刻杜白两湖全书》·自志）。
而余姚方则称：“慈之豪猾者故塞双河闸辄下土石，以射盐夫负贩之利，每霖雨水暴至尽淹上林诸乡禾稼庐舍。”（光绪《余姚县志》卷八·水利）。然而双方如共议疏浚洋浦之事，则面临的是“即今洋浦已涨为桑田，高亙（同亘）一二十里，倘议开浚非万人之力不可。”向政府反映因财力不济求告无门，直面洋浦疏浚的资金压力，民间双方均束手无策，各自叹息。
如此这般，似乎漾塘左右了两地的洪涝灾害，当漾塘挡水有效，则淹上林；漾塘如毁损，则害鸣鹤。如果洪水大，则漾塘两边一片汪洋。
在此必须介绍爱国侨商吴锦堂先生治水之功。吴锦堂（1855—1926年），名作镆，字锦堂，慈溪市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侨商、实业家。吴锦堂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于慈溪北乡海滨小村东山头，少年家境困苦，成年后旅沪习商及壮年东渡日本经商，经多年拼搏，遂成旅日华侨界的大企业家。
晚清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水利长年失修，漾塘洋浦，塘坍浦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吴锦堂回国省墓，“时适霪雨为灾，数百顷禾棉悉遭水淹，触目伤怀，不忍坐视。”为此，他走访乡老，研读湖书，剖析慈北水利积弊，决心“拼输性命与金钱”竭力整治水利，造福桑梓。
吴锦堂先生从修筑漾塘入手，出资购回漾塘基地三十一亩，根据塘基宽窄不同，分别用条石和山石修筑了116丈（约386米）的夹塘，并筑高漾塘两端，北至洋浦闸大塘，南至洋浦庙东官塘的路基，还翻修虹桥和镇龙桥闸。共用两万两千余银圆，耗时两年才大功告成，消除了西水东注之患。
随后，吴锦堂先生按“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原则，重心转移至“两湖四浦”的修筑工程。慈北有杜白两湖和祝民浦（现称龙舌浦）、淹浦、古窑浦、松浦等四条通海浦江，历经六七年之久，费七万余银元，在地方政府、乡绅和民众的支持下，全面完成慈北水利整治，恢复了水系的蓄排功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立了专责管理机构慈北全乡水利局，并利用一千余亩湖田的租金作为管理经费，建立起日常管理运行机制。
吴锦堂先生治水方略集慈北历代经验之大成，体现了他热爱祖国、情系故土的一片赤子之心。他的义举得到了政府的嘉奖，更多的是得到家乡人民由衷的拥戴，尊他为“万家生佛”。吴锦堂先生逝世后，叶落归根便安葬在白洋湖口。
时光荏苒，星移斗转，三北大地已旧貌换新颜。鸣鹤古镇目前已成为四星级旅游景点，节假日人气爆棚，游人如潮。诸位游玩鸣鹤时，不妨去白洋湖口拜谒吴锦堂墓园，也可徒步向北，走漾塘，过虹桥，观洋浦，顺路可访洋浦庙、虹桥庵。如果想直接参观洋浦双河堰古代水利工程，可用高德导航，搜寻“洋杜路”，或驾车，或步行，路路通畅。考察古代水利工程，缅怀先辈丰功伟绩，抚今追昔必定会让您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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